季羡林:他牵过一次她的手她却一辈子没有嫁人季羡林

/ / 2015-10-25
但与那个时代诸多知识分子不同的是,季羡林从未心怀委屈、愤懑,他在思想上与彼时的国家保持高度一致,认为自己在二战期间,偏安德国,的确没有在国家最艰难时为国效力,尽管这并非他本意。 他还提出“大国学”理论,即国学既包括汉家儒学,也包括少数民族的...

  但与那个时代诸多知识分子不同的是,季羡林从未心怀委屈、愤懑,他在思想上与彼时的国家保持高度一致,认为自己在二战期间,偏安德国,的确没有在国家最艰难时为国效力,尽管这并非他本意。

  他还提出“大国学”理论,即国学既包括汉家儒学,也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,甚至包括国际世界的文化,皆可取其精华,为我所用。

  季羡林生于礼仪之乡山东,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洗礼,对妻子怀有强烈的责任心,纵有过心动,却恪守底线,坦荡忠诚。

  若干年后,是否会有一个白发苍苍的德国女子,守着圆桌,桌上有一台老式打印机,凭吊往事呢?

  而中国古人从不与自然为敌,倡导无为、和谐、天人合一,绿水青山便是金山银山。

  他的老师上了战场,他就跟着学识渊博、精通各个语系的师爷,心无旁骛,苦学11年。

  由此观之,季羡林儿时受到传统国学教育,少时深得西方文化浸染,深厚的学养来自博古通今,中西贯通。

  他断言,21世纪,东方文化定会重焕辉煌,因为西方追求的“用科技征服自然”,若不加节制,不重环保,必将走向毁灭。

  他提出“教育必须破除重理轻文的理念”,让莘莘学子尤其是文科人才受益终生;

  文革结束,他整理译稿,这就是总共七章、有24000对对句的史诗级著作《罗摩衍那》。

  从季羡林身上,不难看到传统士人君子的精神,尽管留洋多年,骨子里依然固守传统旧道德,用少年时代所学的四书五经约束自己,捆绑自己,不惜压榨个人幸福。

  他说:“我写《糖史》,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与其说写科学技术史,毋宁说写文化交流史。”糖,这一家中必备食品的背后,实则隐藏着一部遍及五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史,通过研究“糖”在世界传播的过程,便可揭示人类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方面。

  由此,诞生了一幅著名的《三睡图》:藤椅上午休的季羡林,和两只卧在他身上的爱猫,此谓“三睡”。

  放弃了喜欢的女孩,和在剑桥任教的高薪职位,季羡林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,迎来了他的黄金时代。

  他有一张破藤椅,每天中午在此午睡,因他担心睡床太舒服,会睡得太久,浪费时间。

  他原本打算在德国镀两年金就回国,没想到遭逢二战,阻断归途,季羡林回不来了。

  一代大师季羡林,他的人生诗意,敏感,坚韧,充满了奇特的矛盾与碰撞,或许这恰是他的传奇之处。

  回国后,季羡林把妻子从老家接来北京,但因感情稀薄,两人一个住客厅,一个住卧室,就这样住了一辈子。

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改革开放浪潮汹涌,崇洋之风初开,季羡林写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》,劝导国人树立文化自信,切勿“富裕之后骨头却软了”。

  他是著作等身的学者,活到98岁高龄,精通12国语言,通晓14门学科,在梵语、吐蕃语等研究领域的造诣少有人企及;

  他秉持高洁的精神,极端克己,在文坛、在学界、在政界,无论身在何处都受人尊敬。

  在他的生命中,没有一年是被浪费的,最好的青年时光,一直或主动、或被动的处于求学状态,并始终接受最优质的教育。

  季羡林不是科学家,对科技可以说是门外汉,为何要写研究制糖历史的《糖史》呢?

  他每天将一句梵文诗抄在小纸条上,趁没人时,取出翻译,冒着生命危险,顶着政治高压,依然不放弃对文化的执着。

  无论在情感、为人、做学问方面,季羡林都坚守着某种士人精神,压榨了自己一切的乐趣,自由,欲念,似乎只为了学术、尊严与精神而活。

  季羡林幼时家贫,6岁时,父母把他过继给经济条件较好的叔父,由叔婶抚养长大。

  这在那个年代是普遍现象,很多文豪才子都放弃了结发之妻,转而寻求有知识、有文化的新女性,如鲁迅许广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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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白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