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是希望哪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李大钊

/ / 2015-10-25
五四运动两周年时,李大钊在《中国学生界的“MayDay”》中认为:“五月四日这一天,是中国学生界‘MayDay’。因为在那一天,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,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,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。”“我盼望中国学生界,把这...

  五四运动两周年时,李大钊在《中国学生界的“MayDay”》中认为:“五月四日这一天,是中国学生界‘MayDay’。因为在那一天,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,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,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。”“我盼望中国学生界,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,依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,使正义、人道,一天比一天昌明于全世界,不要把他看狭小了,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。”

  他在文章最后鼓励青年说:“青年呵!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,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,就是有时困于魔境,或竟作了牺牲,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。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,世间的黑暗,终有灭绝的一天。”

  1918年1月,《新青年》决定采取编辑部“集议制度”,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、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部工作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,《新青年》编辑部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。当时,李大钊29岁,小陈独秀10岁,小鲁迅8岁,小钱玄同2岁,大胡适2岁。如果说陈独秀和鲁迅已经人到中年,那么李大钊、钱玄同、胡适等人均30岁上下,风华正茂,正值“青春”。

  李大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朝着“直接行动”的方向去理解。在五四运动九个月之后,李大钊在《知识阶级的胜利》中认为:“‘五四’以后,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,到了现在,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。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,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。知识阶级的意义,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。”

  “进!进!进!新青年!”这种认识,和有些认为老年人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《新青年》同仁不同,更具有“人道主义”精神。很显然,在李大钊看来,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,青年人,而非老年人,才是历史的真正推动者。

  李大钊,1889年出生于河北,早年就读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,兼习英语日语,立志于再造中国。1913年曾东渡日本,留学早稻田大学,专攻政治学。1916年回国,暂居上海,为《甲寅》《晨钟报》等刊物撰稿。1917年底,由章士钊推荐,李大钊北上,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,进入新文化运动中心。

  1920年,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“小组”。不久,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下,邓中夏等人成立了北京青年团。青年团的成员到长辛店办工人补习学校,把《工人周刊》等杂志带到学校,帮助工人识字,认清社会现实,建立工人组织。1922年,长辛店工人举行大罢工,并得到唐山等地工人的支持。工人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,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。

  1917年底,李大钊北上之后,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青年身上。他在《新青年》发表《新的!旧的!》,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新旧矛盾的生活之中,一方面是法律禁止重婚,另一方面却是纳妾的风俗;一方面规定信仰自由,另一方面却“迫人尊孔”;一方面是议会与总统,另一方面皇帝仍旧住在紫禁城。

 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,回顾新文化运动中的李大钊,我们能感受百年前那个青春激荡的岁月。

  到农村去,到车间去,势必不像在城市中那么舒心。李大钊在《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》中,号召青年“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,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”,“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,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”,“应该在黑暗的方面活动,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”。

  陈独秀是《新青年》的主编,他以决绝的姿态打倒孔家店,欢呼德先生与赛先生,又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,成为中国的早期创始人。胡适提倡白话文学,继而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,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。鲁迅是新文学的导师,他创作的《狂人日记》等小说不仅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,而且也是百年中国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峰。李大钊则提倡知识青年和劳苦大众相结合,在实际斗争中争取中国和劳苦大众的光明出路。

  李大钊呼吁:“我很希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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