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李大钊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之重要价值新识李大钊

/ / 2015-10-25
我们注意到,在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中,李大钊也明确谈到理论与现实(实在环境)的关系,甚至对马克思有所批评。“一个学说的成立,与其时代环境,有莫大的关系。”要知道,正是有了特定的环境,“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,才反映以成马...

  我们注意到,在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中,李大钊也明确谈到理论与现实(实在环境)的关系,甚至对马克思有所批评。“一个学说的成立,与其时代环境,有莫大的关系。”要知道,正是有了特定的环境,“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,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。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。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主义,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;在马氏时代,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。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,去解释一切历史,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,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,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,和那特别的发见”。

  李大钊当时在五峰山上所写的正是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。因此,我们必须把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和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考察,而使两文所相通的关节点正在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。在与胡适的讨论中,胡适所责难的主要是“主义与实际”的脱节。他在文章中首先指明了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主要“危险”。在他眼中,当时“舆论界的大危险,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,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。”

  深入感悟这篇文章,其价值还体现在李大钊特有的理性精神。我们看到,该文的题目首先突出“有我”。“我”字当头,展现了五四反奴性的理性精神。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感召下,李大钊一直有自己的立言原则。在写作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的一年之前,他在《强力与自由政治》一文中郑重提出了他的立言原则,而这一原则又与胡适有关。他说:“彼西洋学者,因其所处之时势、境遇、社会各不相同,则其著书立说,以为救济矫正之者,亦不能不从之而异。吾辈立言,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,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,甲引丙以驳乙,乙又引丁以驳甲,盲人瞎马,梦中说梦,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‘奴性逻辑’之嫌,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。”(《李大钊文集》上,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,第547页)显然,李的这段话所透露的是他对待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,也是他个性化的追求。正是缘于这种追求,他在理解马克思的学说时能够保持着自我认知的独立状态。

 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,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,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。东莞外来工群像:每天坐9小时 经常...66833

  从与胡适的讨论中,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。他鲜明地提出,“大凡一个主义,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。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,不论在哪一国,大致都很相同。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,那就因时、因所、因事的性质,有些不同。社会主义,亦复如是。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,不论是科学派、空想派,都拿他来作基础。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,又都不同。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,拿来作工具,用以为实际的运动,他会因时、因所、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。”作为“一个社会主义者,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,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”(同上)。同时,李大钊也说服胡适,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,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,但却不要因噎废食,不能“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,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。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,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,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,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,免得阿猫、阿狗、鹦鹉、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”。

  为了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一文能在《新青年》刊出前的最后定稿,李大钊在组织了“少年中国学会”的成立大会后,利用暑期,到昌黎五峰山小住。在此期间,他同时为《每周评论》撰稿,涉及与胡适关于“问题与主义”的讨论。在五峰山上,他还撰写了游记和诗文,与自然的接触,五峰胜境为他营造了良好的心境,他以滦河为喻,自诩为“新生活的创造者”。以往我们在研究中,忽略了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的写作背景和创作环境。今天看来,确是一大缺失。

  应当指出,在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中,李大钊着力分析的概念同样是耐人寻

1
齐白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