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下武汉、长沙沈从文

/ / 2015-10-25
“从文同我相处,这一生,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?得不到回答。我不理解他,不完全理解他。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,但是,真正懂得他的为人,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,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。过去不知道的,现在知道了;过去不明白的,现在明白了。他不是完人,...

  “从文同我相处,这一生,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?得不到回答。我不理解他,不完全理解他。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,但是,真正懂得他的为人,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,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。过去不知道的,现在知道了;过去不明白的,现在明白了。他不是完人,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。”

  在文人婚恋中,沈从文和张兆和是少有的白头偕老的典范。1929年8月,沈从文受聘到中国公学任教,认识当时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张兆和,遂展开爱情攻势。开始时,这攻势因张兆和的羞涩和态度不明朗进展不大,后有胡适居中穿针引线,沈从文终于如愿以偿。1933年寒假,沈从文与张兆和订婚,1933年9月9 日,二人在北京结婚。正如结婚所选日期的寓意一样,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后生活虽起过一些涟漪,但始终相敬如宾,共同走完了漫长的岁月。喜欢咀嚼文人轶事的读者从这段婚恋中找不到很多的“故事”和“传奇”,不免会失望,但这段婚恋在沈从文内心掀起的风暴,以及它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,却“好戏”连台,美不胜收。一句话,它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。

  沈从文的著名小说《八骏图》就是这场婚姻危机的第一个明显反映。小说的主人公达士先生(沈从文自己)到青岛大学任教,结识教授甲乙丙丁等,他发现这些教授性情嗜好各异,但有一点是共同的,即都有病,这病症是性压抑。达士有未婚妻,他以唯一一个精神健康者自居,热心为同事诊治病症,排遣郁结。一个学期结束,达士即将南下与未婚妻团聚,不料一个漂亮女人的一封短简,一行写在沙滩上的字迹,竟把达士留了下来。小说结尾讽刺道:“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,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。这病离开海,不易痊愈的,应当用海来治疗。”

  到昆明后,沈从文和高青子的交往更加密切。在情感(偶然)和理智的矛盾中,情感占了上风,他的倍受争议的作品《看虹录》就是放纵情感的产物。小说叙述人是一个作家身份的男子,他在深夜去探访自己的情人。窗外雪意盎然,室内炉火温馨,心灵间早有的默契使他们愿意在这美妙气氛中放纵自己,在一种含蓄的引诱和趋就中,二人向对方献出自己的身体。小说中有性描写,有对女性身体的细致刻划,但都十分含蓄隐晦,一切使用意象。这篇小说发表后并不见看好,朋友不理解这种神秘高深的东西,左翼批评家则指责他写色情,但近几年,它却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,被看成沈从文在40年代小说艺术试验的代表作。翻译家金提证实,小说中写到的房间,就是沈从文在昆明的家,[6]其中的女子,在性情、服饰、举止等方面都取自高青子,读者只要对比一下沈从文在《水云》中对那个“偶然”的描写,相信能得出相同的结论。当然,更权威的说明还是来自沈从文自己,他提到了自己在《看虹录》中的“屈服”:“火炉边柔和灯光中,是能生长一切的,尤其是那个名为‘感情’或‘爱情’的东西。……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,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精力白费。”“我真业已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,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感情漩涡里去。”[7]

  主要因《从文家书》的出版,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关系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,也有一些论家著文评说,但因取材有限,且多就事论事,因此意义不大。作家个人婚恋对创作有重大影响,这已经是不争的文学史事实。有鉴于此,笔者讨论二人关系,除考证若干史实外,更着重分析二人婚恋对沈从文创作产生的丰富复杂影响。把作品完全看成作家的“自叙传”不免过分,可忽略二者的联系同样非实事求是,折衷的办法,我把它当成理解创作的一个特别的角度。当然还有其他角度,只是这里不去涉及罢了。

  沈从文熟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并深深折服,他与张兆和的关系对其创作的影响,也可以用弗洛伊德理论加以理解: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,是“苦闷的象征”。应该看到,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恋,无论春和景明,还是狂风骤雨,对他的创作影响都是巨大的,并且这种影响总是正面的。逃离也吧,归依也罢,沈从文总能将这种内在的生命能量化作一篇篇精美的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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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白石